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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克:中國債務尤其是央企債務在持續增長

        原標題: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克:中國債務尤其是央企債務在持續增長

        在近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聯博基金理事會主席、博然思維地緣政治委員會高級理事、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克發言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世界的改變目前面臨著新的挑戰,具體為發展模式的轉變、可持續增長的實現、理解中國對世界的影響。

        佐利克表示,他注意中國的債務尤其是國企的債務還在增長。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的研究顯示,中國的信貸越來越多的被導向國企,而不是私營企業。國資委旗下的這些央企的資產大幅度增長,這也意味著資產回報率從6%下降到2%左右。另外40%-50%的企業都是虧損的。所以,中國需要更多的信貸才能支持每單位GDP的增長。

        佐利克稱,美國對中國的擔憂不僅只局限于特朗普政府。他提出了國企作用、中美關系、中國制造2025、中方外交政策等四個方面的擔憂。他表示,規則的運用,怎么樣對待國企,如何要求外企強制轉讓技術,以及一些歧視性的政策等等都需要中國去作出轉變。

        以下為演講全文:

        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減貧運動,我對中國人民的努力和決心表示敬佩。

        中國的變化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這些改變在今天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戰,因為中國的規模已經很大了。其中第一個挑戰就是要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第二個挑戰是要實現可持續和包容的增長。第三個挑戰是理解中國對世界的影響。

        當我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我也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中國2030報告》上進行了合作。劉鶴先生、李偉先生、盧邁秘書長等等,他們給我介紹了很多中國發展的情況。我還記得當時中方的合作伙伴非常關注的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在60年代的時候,我們審視了全球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在之后的50年,只有13個國家成為了高收入國家。我們和中國一起探討如何從以前由投資出口推動的經濟轉型為內需和消費推動的經濟增長。我們也討論了關于中國的城鎮化、創新、環境、社保問題,以及中國經濟對土地、勞動力的依賴。中國在這些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包括推動消費的增長,以及金融行業的改革。

        我非常高興看到中國現在繼續減少貧困人口的數量。我尤其注意到在一個領域還存在一些問題,也就是中國的債務在增長,同時國企債務還在進一步增長。尼古拉斯·拉迪做了一些研究,他說中國的信貸越來越多地被導向國企,而不是私營企業。他也注意到國資委旗下的這些央企的資產大幅度增長,這也意味著資產回報率從6%下降到2%左右。另外,40%-50%的國有企業都是虧損的。所以,中國需要更多的信貸才能支持每單位GDP的增長。

        在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中,私營企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它們現在可能被擠出了。中國對國企的依賴使得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人們感到警惕。與此同時,美國自己的政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今天并不是代表特朗普政府來發言,我覺得他們也不希望我來代表他們發言。我在美國也解釋過我對現在美國政府政策的不同意見。我想給中國朋友一個警告,也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擔憂不僅只局限于特朗普政府。我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擔憂:

        第一,國企的作用。在外界看來,中國好像轉向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我們擔心中國私營企業沒辦法與其公平競爭;

        第二,我在過去10年間觀察到的美國和其他國家以前非常支持和中國的友好關系,現在卻變得越來越沮喪。因為他們需要進行強制的技術轉讓,可能會有監管方面對公平競爭的限制,以及對知識產權的竊取等等。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中美關系的,現在他們已經不再扮演這個角色了。這一點是未來我們可以扭轉的局勢;

        第三,中國制造2025。對某些人來說,看起來好像中國是要在未來統治科技行業。我知道中國需要向高端產業轉移,尤其是中國的勞動力在不斷縮小。我也理解中國認為中國制造2025是國家的期望。但是,我和外國人溝通的時候,他們會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中國的自主創新是基于保護主義,基于補貼,以及對海外科技企業的收購的前提下的;

        第四,中國的外交政策。從以前鄧小平時代的自我克制轉向現在非常自信的大國外交,我想是二者間是有一些差別的。我想幫助大家理解,除了特朗普政府以外,其他的美國階層對中國態度的轉變。我參與了中國加入WTO歷時17年的談判,后來是巴爾舍夫斯基接替我。中國在市場準入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諾,可能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諾。但是,現在中國的平均關稅還是9%點多,是其他國家的3倍。像我這樣的人就很難向特朗普總統去解釋為什么中國對美國的汽車進口關稅是25%,而美國對中國汽車的進口關稅是2.5%。

        從2001年以來,WTO本身也沒有適應時代的變化。我們看整體的投資和貿易情況,雙方的條件確實不是對等的。所以,特朗普政府認為美國在過去70年對中國和其他國家讓步太多了。雖然說這些體制是美國創造的,但我不同意這種關系,因為我想對于這種不公平待遇的認識會增加中美關系的壓力。

        我知道很多中國人對美國的政策變化感到非常困惑,他們說到底美國要什么?到底誰來負責談判?是特朗普總統自己呢?還是其他人?我希望雙方能夠繼續解決雙方的分歧,至少能夠管控這種分歧。與此同時,這就帶來了第二個問題,中國必須自己來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

        中國的成功取決于國際經濟條件的支持。中國的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在今天也是如此,未來也是如此。因此,更加開放的政策可以使得全球的經濟更加一體化,中國也可以因此回應那些對中國的批評者。我認為改革者也能夠重建美國企業對中國的信心。

        考慮到美國政府現在遇到的困難,美國沒有辦法得出一致性的政策。我希望美國商界能夠超越他們自身的擔憂來支持中美關系的發展。我希望未來美國的商界能夠跟中國一起合作,來解決中美之間的問題。

        另外,中國也需要扮演非常重要的國際角色。我知道亞投行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治理方面、透明方面、國際標準方面、合作方面樹立了典范。但是,“一帶一路”好像沒有亞投行那么好了。因為大家會覺得這是不是要建立經濟增長的走廊?還是說要出口中國過剩的產能?還是說是出于地緣政治的考慮?我希望中國能夠將亞投行的原則運用于“一帶一路”,也就是反對腐敗,同時進行公開的采購政策,創造全球的就業,以及和當地建立聯系,同時不要給很多的“一帶一路”國家增加太多的債務。我在世界銀行工作過,我知道有些國家未來將出現還不出債的風險。世界也會要求中國解釋為什么給其他國家貸那么多的款,因此中國的貸款需要保持比較透明的態度。

        我還記得2005年我做過一次講話,談及中國應該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那時候,中國剛剛加入WTO不久。在之后十多年里,美國一直希望能夠把中國納入世界一體化的系統。現在結構性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中國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WTO的成員,我們也在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氣候變化方面做出了貢獻。未來中國應該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并繼續支持這些國際體系,盡管我們還在不斷地適應和改變這些體系。

        最近有一位哈佛大學的教授寫了一篇短論文,他提出雙方不應該互相威脅、讓摩擦升級,這一點應該是要絕對避免的。我們應該尋找雙方的共同點。過去40年,中美之間的合作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益處,我想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明智的建議。

        (搜狐國富智庫現場報道,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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